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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综述及相关启示
孙 平 国际科研合作信息网总编辑
2022年5月29日-6月1日，第七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7th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tegrity）在南非开普敦召开；大会主题是“在不平等的世界中促进科研诚信”（Fostering Research Integrity in an Unequal World）。来自世界各地的700多名代表以线上和线下混合形式参加了会议。
一、本届大会的一些特别之处
自2007年首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举办以来，这是第一次由非洲国家主办会议，同时又遇到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使本届大会有一些特别之处。
1．大会主题反映了中低收入国家的关切和诉求
相对于往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常见的制度规范、框架体系、教育培训、出版伦理、评价激励制度、研究的可靠性、防治科研不端行为和科研环境等主题，本届大会突出了应对科学研究中的多样性、包容与公平方面问题，包括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非洲作者由于缺乏研究设施和获取数据困难等原因，发表的文章少，从长远看需要加强能力建设，争取建立新的秩序。许多学者呼吁，在发达国家与中低收入国家（LMICs）的机构与人员合作中，特别需要彼此信任与相互尊重，承认本土知识的重要性，确保研究资源、数据和成果的共享，各方面共同促进采取公平的做法。
在大会召开后主要媒体在报道中，也多聚焦反对不平等的伙伴关系、“直升机研究”和“科学殖民主义”，促进研究的多样性、包容性和“科学的民主化”等[1]。
2．大会因延期曾举办过渡性网络研讨会
本届大会原定于2021年召开，后因疫情延期一年举行。为避免与2019年第六届大会的间隔过长，大会组委会2021年5月31日-6月2日组织召开了一次过渡性的网络研讨会。该研讨会分为六个主题：（1）什么是科研诚信？（2）资助机构和出版商如何应对科研诚信新的挑战？（3）筹备起草《开普敦声明》；（4）《香港原则》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实施；（5）科研机构可以开展哪些工作促进科研诚信？（6）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诚信地进行研究解读和数据使用。研讨会的报告人包括政府官员、大学校长、医学研究人员、疾控中心负责人、期刊编辑和科研诚信方面专家等；来自许多国家的研究人员和学者参加了研讨会[2]。
3．重视新冠肺炎疫情对科研诚信的冲击
两年多的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科研领域出现一些新的情况。在疫情期间，科研资源基本没有变化，但急迫需要结果，竞争更加激烈，对研究的质量和可靠性产生了负面影响。例如，医学期刊和预印本服务器的投稿量大增，给审稿和研究的验证都带来压力。据“撤稿观察”（Retraction Watch）创办人之一Ivan Oransky透露，有的期刊甚至希望请“撤稿观察”人员帮助审稿，尽管他们并非领域专家。许多试验、监测数据的报告都存在不实甚至存在造假问题，撤稿趋势也发生变化，因此他认为“危险的速度同样危险”。而研究结果的传播与社交媒体结合，也产生许多虚假信息、谣言，甚至“阴谋论”。此外，有些国家的政客只相信自己的直觉，无视科学证据，排斥有经验的科学家等。
来自各国的科学家和管理者对这些问题也提出相应的对策和建议。例如，南非艾滋病计划研究中心的Salim
Abdool Karim指出，科学家应当坚持专业精神，说明信息中哪些是事实，哪些是个人看法或预测；不应只拣选符合自己观点的证据，要说明可能有不同结果。在介绍研究发现时，应当提供必要的细节和证据，防止被他人或媒体错误引用或滥用。开展研究要具有前瞻性，指出可选项，让人们自己判断、决策和采取行动，避免互相指责影响合作，以及要同时重视面向公众和面向政客的科学传播，。
4．专门安排科研/医学伦理研讨内容
往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一般不纳入科研（技）伦理方面议题，因科研伦理领域研究的侧重点与科研诚信有所不同，且大多涉及不同的研究群体。但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和会议在非洲举行等原因，本次会议结合实际需要首次专门安排了科研伦理相关的平行会议，有针对性地探讨医学伦理委员会在疫苗临床试验、疫苗分配等方面的作用、科研伦理教育和研究、科研伦理治理实践等方面问题。
5．会议采用线下和线上结合方式举行
由于疫情原因，大会采用线下和线上结合方式举行，使用的是Vimeo视频会议软件。尽管在线参会者难以向报告人直接提问和与其他与会者进行深入交流，但也有一些优势可弥补无法现场参会的缺憾：（1）可以收看未能参加的平行会议的视频回放（以往大会通常只有全体会议的视频资料）；（2）在会议视频回放中可显示报告内容的字幕，并可暂停细看某些幻灯片；（3）大会视频和资料的展示全面、易查找，并从参会者登录访问很快过渡到将主要内容移到专门网站供开放获取（https://vimeo.com/user175668074，国内用户访问可能存在困难）。
二、大会探讨的部分主题和亮点
世界科研诚信大会是全球科研诚信研究与实践探索的展示窗口与交流平台。本届大会的与会者也提出许多新的思想、洞见，介绍各自的研究成果、具体做法和经验，并围绕最佳实践和科研诚信建设策略等进行互动交流。
1．讨论《科研诚信开普敦声明》
在不同收入水平国家的机构和人员的科研合作与伙伴关系中，存在研究的话语权、支配权，经费资助，本土知识受重视程度，人员机会和利益分配等方面的不平等，表现为科研项目多由发达国家的研究人员申请和主导，在研究过程中存在“科学殖民主义”、“直升机研究”，即发达国家的机构和人员主要看重研究对象和数据，并不真正关心所要解决的问题和如何共享成果，同时存在认可贡献与署名不公平，LMICs的能力建设不被重视等问题。
有参会者指出，不平等问题不仅限于国际科研合作中，也在更大范围内存在，包括类似机构之间和科研团队内部存在的不平等和不公平现象。
在大会筹备期间起草的《开普敦科研诚信声明》，旨在提倡和践行科研合作中的多样性和包容性，使资助机构、科研机构和科研人员等都有所担当，采用系统性方法建立相互信任与尊重的公平关系，以促进科研诚信。《开普敦声明》的起草者在前期工作中主要探讨了两方面问题，一是如何清晰地阐明为什么科研合作与背景中的不公平和不公正做法是科研诚信问题；二是确定一些关键的价值观或原则及行动指南，以解决科研活动全过程的公平公正问题[3]。在本届大会上，部分与会者围绕应当强调哪些最重要的价值观进行了深入讨论，包括公平的做法（社会正义）、乌班图（Ubuntu，“我的存在是因为大家的存在”，崇尚集体性）、信任与相互尊重、多类主体责任担当、承认本土知识（知识民主化）、透明、承认权力不平衡、谦逊、公平的能力建设、模范领导和鼓励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加大科研投资力度等。
2．拥抱研究和学术出版范式的转变
《柳叶刀》杂志预印本平台主编Mirian Sabin在所作的报告中，结合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研究结果快速传播的特点，提出应当肯定预印本文章的积极作用，并认为这可能带来学术出版范式的转变。《柳叶刀》2018年开始与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SSRN）合作，其子刊一般都询问投稿作者是否愿意将论文上传到预印本服务器。根据《柳叶刀》的统计，在SSRN的First Look预印本系统提交的论文有12,763篇，涉及
123,868位作者；论文被下载500多万次，论文摘要被阅读4200多万次[4]。但她同时认为，对预印本文章需要一定筛选，并防止不加提示地传播。其他学者也提到应使读者了解预印本文章未经过同行评审，有些文章的可信性存在问题，以及探讨如何对明显存在问题的预印本文章进行撤稿。
香港大学博士生 LAW Sau Wai 在论文摘要海报中，提示在研究中越来越多地引入人工智能（AI）可能对研究的可信性和人们的研究行为产生影响，而在各国现有科研行为规范中还普遍缺少这方面内容，因此呼吁开展实证研究并制定相关指南，避免人们盲目依赖AI辅助产出所带来的种种风险[5]。
3．《香港原则》的实施情况
在本届大会和前期的网络研讨会上，多位报告人交流了《关于科研人员评价的香港原则》在中低收入国家的实施情况。第六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讨论后发表的《香港原则》，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受到重视，并带来实践方面的变化。
据香港中文大学岑美霞副校长介绍，香港大学教育资助委员会（UGC） 在“2020年研究评审工作”
（RAE2020）中，已参考《香港原则》的建议，合理确定产出、影响和环境三项主要指标的权重，强调研究成果的开放与共享，并要求评审专家在评估工作的严谨性等方面遵循最佳国际标准和惯例，注重研究质量而非成果发表的刊物，以及考虑所有形式的研究成果。
南非、泰国等国家的一些大学在考核评价和职称晋升活动中，也开始根据《香港原则》提供的指南，认可被评价者的各类科研活动及贡献。
4．科研诚信教育培训
参会者在科研诚信教育培训方面有很多共识，例如应当将授课等单向知识传授与对话式教学相结合，或采用讲故事和角色扮演等方式，并同时注重正式和非正式学习（小册子、海报、指导、榜样等），并介绍了各自的一些做法和探索。西班牙庞培法布拉大学（UPF）从1998年起一直面向一年级博士生开设“科学在行动”（Science in Action）必修课，据认为是欧洲最早开设的关于良好研究行为的课程，其授课教师分享了在
20多年教学中积累的10条实用建议，包括课程要有趣、调动学生积极性、鼓励反思和系统介绍关联因素等[6]。
我国台湾学者潘璿安介绍了通过“诊断性测试”发现学生可能存在的知识缺陷或认识误区的探索，即每道测试题包括选择答案和解释原因两部分，从学生的理由中可以看出其在理解和判断方面的不足，然后根据学生实际需要设计和改进课程。台湾阳明交通大学教授周倩介绍了关于游戏化教育方式的探索，即利用游戏设计理论，将游戏元素与教育教学方法相结合，例如通过类似“飞行棋”的游戏，增进学生对学习过程中所涉及科研诚信问题的理解与思考[7]。还有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展面向中学生的科研诚信教育，内容紧密结合其日常学习和研究训练，例如什么样的行为是作弊，什么是科学研究，如何看待研究中的公平公正问题。有的学者还利用科学画廊等场所进行教育，如引导学生思考人工智能作品的版权归属等问题。
荷兰鹿特丹大学（EUR）开发的面向博士生的“困境牌戏”（Dilemma Game）在其他一些国家也得到使用并受到好评。其中关于“分享数据”的一个案例是：我是一个青年研究人员，很辛苦地人工采集了大量研究数据。我利用这些数据写出的第一篇论文刚被期刊接受准备发表。这时，我系的一位资深同事找我索要这些数据。他对我的职业发展有着重要的决定权。这时我应该怎么办？游戏者可围绕给出的四个选项进行讨论，或提出新的解决方案。该款游戏原来主要供学生在线下以小组讨论形式使用，目前已有个人使用的手机版App；案例数量也由原来的75个增加到100多个[8]。
5．研究的可复现性和数据管理
科学研究的质量和可复现性近年来一直引起人们的关注，但对一些问题的认识仍存在分歧。各国学者在大会上的报告中从不同方面探讨这一问题。有的学者不赞成使用“可复现性危机”的提法，因为对研究结果如何进行验证，包括需要什么样的过程和证据等还缺少共识和必要的指南。但大家普遍认为，通过开放科学的发展和加强科研诚信有利于提高研究的可复现性；对研究质量的检验和控制不只在终点，而应贯穿于整个研究过程。为此，应鼓励研究人员进行自我检查和多次实验，采用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方法，以及注意防止容易出现的偏倚。从事元分析或荟萃研究的人员利用整合研究证据，分析其可靠性，可以对促进研究可复现性发挥重要作用。还有学者强调研究的可复现性是宽泛的概念，不止涉及临床研究、心理学等，也涉及表演艺术、历史等人文学科，并进行了相关阐释说明。
英国、巴西等国家的学者介绍了在促进提高研究的透明性和可复现性方面的努力，如英国多年前便建立了可复现性网络（UKRN），研究分析哪些因素影响研究的可复现性，并在成员机构设有相关负责人，推动开展培训和推广最佳实践[9]。巴西里约热内卢联邦大学Olavo Amaral医生介绍了“巴西可复现性计划”（Brazilian Reproducibility Initiative），该计划旨在系统性重复巴西科学家的部分生物医学研究，参与者包括61个实验室150多位以个人身份参与的研究人员。尽管该项工作面临经费和人才短缺、数据库访问限制以及申请许可、进口药品中的官僚主义等困难，但参与者仍乐观而努力地工作，而且除了进行重复实验，还注重建立社群网络、开发适用工具和改善科研文化。
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TU Delft）图书馆数据协调员WANG Yan介绍了该校如何利用研究数据管理方面的项目促进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包括在每个学院设专职的数据管理员，形成10个人的专业团队，并与数据管理、信息通讯技术、隐私保护、法律、出版等部门配合及建立相关社群，制定相关指南，提供咨询、培训，促进科研人员数据管理方面的行为、思维和学校科研文化的改变。还有学者提出，资助机构应增加对数据透明性等方面的要求，包括要求项目申请者提交数据管理计划（DMP），以促进确保研究质量和促进数据共享。
6．科研伦理治理问题
关于科研伦理治理问题的报告和论文摘要海报主要涉及三方面内容。
一是伦理委员会等在应对新冠肺炎疫情方面的作用。非洲国家的生命伦理咨询小组和机构伦理委员会拥有在艾滋病病毒（HIV）疫苗开发、试验和接种等方面经验，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临床试验、国际合作和疫苗分配等方面，相关伦理委员会负责人之间及时进行交流，妥善应对疫苗选择、接种策略、医疗救助服务平等、紧急情况下的知情同意等问题，并推动完善监管标准和数据开放共享。
二是各国伦理委员会运作与发展中的挑战与应对。有学者研究发现，非洲国家伦理委员会面临的挑战包括：（1）学生、科研人员和产业界有不同的需求；（2）各国缺乏相关立法和规范指南，科研人员缺乏伦理意识；（3）在需要伦理委员会跟踪审查的领域，缺乏协调的研究活动；（4）缺乏支撑伦理委员会运作的研究和管理能力；（5）缺乏对科研人员和伦理委员会人员的培训；（6）缺乏国际通用的政策指南和标准操作规程[10]。来自津巴布韦的Imannul Mavin提到，伦理监管部门应加强对伦理审查委员会（IRB）的指导和管理，并加强对IRB人员的培训。津巴布韦从1959年便开始对涉及人的研究进行伦理审批。但在过去五年中审批量下降，主要是由于一些IRB在审批时坚持以美元收费，有时在学术内容方面提出苛刻要求，且有些规定缺乏灵活性，例如在疫情期间也一定要求提供纸版文件，导致许多研究人员不再进行申报。除了非洲国家，巴基斯坦等国家也注重加强科研伦理审查体系建设，形成良好的运行框架并建立相应联盟。
三是科研伦理教育、研究与实践问题。美国纽约大学的Kyle Ferguson博士和加纳大学的Ganis Kaar分别介绍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福格蒂国际中心（NIH-Fogerty）资助的两校科研伦理培训国际合作项目的情况和经验，指出在合作中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包括：（1）调查评估 LMICs 的科研伦理治理需求，以需求为中心确定优先主题；（2）在教学和研究中考虑当地问题和原则，包括与当地学者进行联合教学；（3）谨慎处理当地的价值、原则、具体问题与西方国家科研伦理主张的关系；（4）对一些原则和规范，不能直接教导或强加给对方，而应使其倾听、理解然后实施；（5）发达国家的专业人员同样需要教育培训，可共同参与在
LMICs 的培训项目。在科研伦理实践方面，有多位学者探讨了在涉及残疾人的研究中或利用在线访谈等方法开展研究时如何应对可能存在的伦理问题[11][12]。
7．重视有问题的研究行为和论文工厂等
长期以来，人们对于科研不端行为的界定一直缺少共识。在会上，德国一位研究监察专员Felix
Hagenström质疑人们普遍认为的伪造、篡改和剽窃（FFP）是最严重的不端行为，强调有问题的/有害的研究行为（QRP/DRP）对科学和社会的危害可能比FFP更为严重。为此，他所在机构设立了研究项目，讨论和开发应对QRP的指南，包括确定适当的处罚措施。还有学者报告了关于QRP与科研环境关系的研究项目的调查分析结果。
有学者提出，QRP问题更加复杂，特别是有时不容易区分QRP与研究方法、研究能力方面缺陷。2016年，Lex Bouter教授等发表“严重的和较轻的科研不良行为排序：第四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参会者问卷调查结果”一文，列出了60项较常见的科研不端和失范行为，并根据调查结果对这些行为的发生频度、对事实真相的影响、对信任的影响及可预防性等进行排序。[13]
论文工厂和相关造假论文的撤稿也是许多与会者关注的焦点，认为大量的问题论文对科研诚信构成严重威胁。学者和出版商提出的应对策略包括发现论文工厂的线索和特点，追根溯源；建立适当的筛查标准，相互通报，并通过建立基础设施和开发自动检测工具，帮助所有期刊，特别是中小出版商的期刊进行应对。为此，出版道德委员会（COPE）和国际科学技术和医学出版商协会（STM）联合发布了《论文工厂：COPE和STM的研究报告》[14]，STM还在其网站建立专门网页提供相关资源和工具。
8．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
科研生态，特别是科研环境和考核评价制度问题是大会和前期网络研讨会的重点。人们普遍认为，制度和环境可以对科研人员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如果个人都追求对自己有利的做法，对科学事业却未必有利，因此需要科研机构、资助机构、学术出版机构和大学排名机构等采用适当的激励机制，营造良好的科研生态。全球研究理事会（GRC）在其论文摘要海报中介绍了负责任的研究评估（Responsible Research
Assessment, RRA）的目的和意义，强调：（1）研究评估可以塑造科研文化；（2）研究评估应支持和认可高质量研究以及在不同研究和创新领域产生的重大影响；（3）必须谨慎考虑和确定研究评估标准与过程，促进形成健康的研究与创新体系；（4）全球共同推进RRA对高质量的研究和影响至关重要，并需考虑本土背景、文化和语言；（5）资助方须通过利用自身的权力影响其他利益相关方，以实现对评估体系的管理监督
[15]。
负责“泰晤士世界大学排名”的Phil Baty主编介绍了大学排名工作为配合正确的评价导向所进行的一些改进：（1）不断改进排名工作程序和方法，强调大学应考虑评价指标与各自的相关性，不强求采用统一的标准；（2）发挥咨询委员会的作用，适当改进统计和计算方法；（3）不再采用统一的标准，强调指标与不同地域、不同类型学校的相关性（不同的卓越表现）；（4）引入“影响力排名”（Impact ranking）[16]，根据联合国17项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如可再生能源、气候危机、农业、消除饥饿等，结合各大学的特点与创新，根据其研究、管理、社会服务和教学四方面的绩效进行排名。这样即使大学“操控”排名，也能实际提高办学效果。
9．一些特色研究与成果分享
在会上，许多国家的学者分享了其研究设想、研究成果或资助项目所形成可共享的资源，而在论文摘要海报中也报告了许多有意思的探索和发现，包括制定或修订科研诚信、科研伦理和项目监管指南的指导思想和过程，一些专题问卷调查和访谈情况，以及“作者署名协议”等机制或工具的设计。
荷兰2020年开始进行的国家科研诚信调查（National Survey on Research Integrity，NSRI）曾引起全球科学界和媒体的普遍关注，这是目前为止规模最大的学术不端与不当行为问卷调查，共有 64000 多名科研人员受邀参与匿名问卷调查，其中约6800人完成了问卷。该项调查的负责人、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流行病学家 Gowri Gopalakrishna介绍了该调查的过程和一些主要发现。其中被调查者所承认做出的最常见的QRP包括：（1）不发表阴性研究结果；（2）不提及研究的不足和局限性；（3）监督或指导年轻人不充分；（4）关注设备、技能和专长不够；（5）研究过程记录不全。而他们最常做的负责任的研究行为有：（1）准确引用来源；（2）披露资助方和利益；（3）发表前仔细检查作品；（4）避免错误和偏倚；（5）认真管理研究数据；（6）发现错误更正；（7）开放科学做法，包括遵守科研数据管理的FAIR原则（可发现、可获取、可互操作和可重用），在开放获取期刊发表，公开代码、语法和数据，以及事先注册研究方案。关于这次调查的详情可见相关网站[17]。
阿姆斯特丹大学医学中心精神病学家Joeri Tijdink在报告中分析了精神健康与科研诚信的关系。他认为科研人员的压力、情绪、负担，以及评价、权力关系等社会文化因素与科研诚信问题交织在一起，为此他们可在促进精神健康方面采用适当策略：（1）培养浪漫气质；（2）在工作中寻找乐趣；（3）终止不愉快的合作；（4）承认偶然性和运气的作用；（5）接受只有一小部分研究是有效的；（6）认识到科研工作是一种磨练；（7）停止比较；（8）保持工作和生活的平衡；（9）发现内心的安宁。
在大会上，还有许多项目承担者和系统开发者介绍和展示其应用性成果，促进共享利用相关资源及合作推动资源建设的可持续性，包括STM的“诚信中心”（STM Integrity Hub）[18]，欧盟“地平线2020”计划等资助的“良好科学大使馆”（The Embassy of Good Science）[19]，“科研诚信标准操作规程”（SOPs4RI）[20]等项目。
三、对我国相关实践的一些启示
每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都经过组织者的精心计划和准备，参会者也都有很高的热情，从而能够得到各方面的积极评价。我国有关部门、机构、学者和管理人员不仅可以在实践中参考借鉴大会交流的成果，还可以从中得到一些对加强我国科研诚信建设有益的启示。
1．建立会议和互动网络交流平台
国外科研诚信方面的地区性会议、网络研讨会等经常举行，并建立了若干面向不同主体的大型网站互动平台，如“良好科学大使馆”，SOPs4RI网站等。
目前，我国在科研诚信和伦理领域还很少举办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会议，也缺乏能够便利多方互动的网络交流平台。而通过学术会议交流和建立可互动交流的网络平台，相对于报刊文章发表和传统网站，具有内容集中、可多方互动和信息传播效率高等特点，有利于产生多方面效益：（1）不同主体交流各自做法、成效和思路；（2）提高各类研究项目和成功经验的显示度，促进深化研究探索与实践创新；（3）增进人们相互了解和建立合作关系；（4）推动科研诚信建设产生更大声势和影响；（5）服务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公众。
2．重视研究项目及其成果应用
根据第七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参会人员统计，来自欧洲的参会者占一半以上，其中很多承担了欧盟资助项目的研究。一些大型项目在大会上展示了研究成果，例如[21]：
（1）ROSiE（欧洲负责任的开放科学）项目，经费约250万欧元；
（2）SOPs4RI（科研诚信标准操作规程）项目，经费约400万欧元；
（3）INTEGRITY（诚信：通过循证和支架式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学习引导学生）项目，经费约250万欧元；
（4）VIRT2UE（基于美德的科研伦理与诚信：为维护欧洲科研诚信准则的原则与实践的培训培训者）项目，经费280万欧元。
我国科技部、教育部、自然科学基金委和中国科协等部门多年来都陆续资助了一些科研诚信和学风建设项目，但特别有影响的项目并不多，其研究成果也大多没有进行广泛传播。
国外科研诚信相关项目资助的经验，特别是在研究成果的传播与影响力方面值得我国借鉴。一是支持多团队开展大型联合研究，适当扩大研究范围和增加研究深度，从整体上提高研究的质量和影响力。二是拓宽科研诚信研究成果发表和交流渠道，包括支持创办专门学术期刊，满足信息传播和经验推广的需求，促进相关实践的发展。三是针对一些薄弱环境开展“有组织科研”，推动实现科研诚信相关规范、标准、教材、产品和工具等的高效产出。
3．政府支持和相互支撑
国外科研诚信方面的许多研究和实践具有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特色，形成良性互动。例如有些国家的政府部门对世界科研诚信大会提供资助，将主要社团组织作为合作伙伴，或将项目研究成果转化为政策或标准。
我国有关部门除了资助一些任务项目，还应当稳定支持一些主要从事科研诚信和伦理问题研究的机构或基地，使其根据需要主动开展研究和提供咨询，例如及时关注疫情期间科研诚信方面出现的新问题，或针对论文工厂问题进行全面调查分析，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办法。除了政府部门主导，大学、科研机构和科技社团等也应主动建立广泛的合作网络，相关主体结合各自特点和优势，协调配合地开展工作。值得注意的是，除了制定政策措施和开展宣传教育，还应当重视和解决实践中的一些关键问题，如研究与实践更紧密的结合，对科研诚信教育者的培训，评估教育培训活动的效果，维护科学文献的诚信和完整性，以及健全科研不端和失范行为调查处理机制。
4．配备和培养更多科研诚信专门人才
国内（大陆）报名参加本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不足10人，分别来自复旦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南大学、中科院监督与审计局、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万方数据公司等。参会人数少固然有多方面原因，包括受疫情影响、出席国际会议审批困难、语言问题等，但缺少科研诚信方面的专兼职人员显然也是重要原因之一，包括大会主题与学者的主要研究领域并不完全“对口”。
美国、英国、德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配备科研诚信专员、顾问、监察专员等，美国还成立了“科研诚信专员协会”（Association of Research Integrity Officers, ARIO）。相对而言，我国科研诚信领域“专业人员”的规模还比较小。中国科学院于2019年在院属单位设立科研诚信办事机构和设置专兼职科研诚信专员岗位，并经常举办培训交流活动，在国内开了很好的先例。如果国内高等学校、科研机构、学会和期刊等都能普遍配备相关人员，并建立相应的组织或支持网络，无疑将能有力推动科研诚信建设取得更大进展。
后 记：
在大会闭幕式上由于某些原因未能够按惯例宣布下一届大会的主办方。11月中旬，在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基金会董事会主席Lex Bouter教授给参会者的邮件中，公布第八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将于2024年6月2-5日在希腊雅典举行。此外，《科研诚信开普敦声明》将在定稿后作为更新的预印本文章或在《自然》杂志作为评论文章发表。
笔者整理第七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的资料，主要参考大会视频和论文摘要海报的PPT。由于技术和时间安排等方面原因，未能获取和观看会议全部视频资料，今后有可能视情况对本文进行补充更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在大会网站（https://wcri2022.org/）首页下载前期有意参会者提交并被接受的论文摘要，或尝试获取相关视频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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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第七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联合主席的欢迎辞
第七届世界研究诚信大会（WCRI）的联合主席、当地组织委员会和项目委员会期待着在2022年欢迎代表们来到开普敦！
大会将于2022年5月29日至6月1日采用线上及线下混合模式举行。我们将密切关注疫情发展，并将遵循世卫组织和南非卫生部门的所有建议。
本届大会的主题是“在不平等的世界中促进研究诚信”；次主题包括科研诚信是卓越研究与公众信任的驱动力，署名、发表、使用研究指标和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等方面的最佳实践，在第四次工业革命背景下确保科研诚信等。
我们相信，第七届WCRI对从基础和应用自然科学、生物医学到人文和社会科学所有学科领域的科研诚信利益相关者，都将具有吸引力和相关性。重要的利益相关者包括科研人员、机构负责人、国家和国际政策制定者、资助方和期刊。
这将是世界科研诚信大会首次在非洲举行，因此我们真切希望许多非洲的同行利用这一机会参加本届大会，并与来自世界各地的同行建立联系。
开普敦作为一座城市，可以为访客提供许多惊喜，我们相信这是所有参会者都非常乐意前往之地。
开普敦国际会议中心（CTICC）位于开普敦的市中心，毗邻海滨地区，周围有几家大型酒店，均可步行到会场。
开普敦市也有良好的公共交通MyCity巴士系统，优步（Uber）在开普敦也很方便使用。目前南非货币兰特
（Rand）的疲软，也使开普敦成为一个非常经济的目的地城市。
我们期待着欢迎您在2022年来到开普敦！
Dr. Lyn Horn，开普敦大学科研诚信办公室主任
Director, Office of Research Integrity, University of Cape Town
Prof. Lex M Bouter，荷兰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学教授（方法论与诚信），世界科研诚信大会基金会理事会主席
Prof of Methodology and Integrity, Vrije University, Amsterdam and Chair of WCRI Foundation Board
Dr. Sabine Kleinert，《柳叶刀》杂志高级执行主编
Senior Executive Editor, The Lancet